在三年的心理咨询中，我只在咨询师面前哭过两次。第一次是出于无法向父母完全出柜的悲哀，第二次是因为被我的酷儿自选家庭所爱、所接纳和庆祝而感到的喜悦。 正是这种矛盾让我决定拍摄这部电影。这是我“正视”父母的一种方式，也是我在寻求他们对我酷儿身份的完全接纳。但这种最初的诉求转变了：我决定将他们作为这部影片的主角。 西方主流叙事一直宣扬出柜的重要性。为了获得完全的自由，我们必须大声言说真实的自我，并要求全世界看见。虽然听起来很理想，但是这并不总是可行——尤其是身处一个直面问题会显得具有攻击性的文化背景中。 在这段旅程中——无论是拍摄这部电影，还是我自己的咨询——我开始意识到，接纳不是单向，而是双向的行为。我开始明白，出柜是一个更加细致而微妙的过程，它不仅可以通过言语表达，也可以通过行动来体现。 我希望通过这部电影，为无需抹去文化和群体身份的酷儿性提供生存的空间。我希望讲述一个鲜少被表达，也鲜少被合法化的酷儿故事。 最后，我想邀请大家思考，在二元对立之外，我们在生活中究竟身处何地——或许，在所有的差异中，总有可以共存的空间和间隙。